以耶稣基督之名,允许我下列事项
像躲避腐烂的躯体般
让大家都躲避我
像截断四肢的病患般
让我不能任意移动自己的身体
扯去我的两颊
让眼泪无法流在其上
撕碎我唇舌
让我无法用它犯罪
蹂躏我曾经宣誓过的贞洁
让我没有尊严可言
使耻辱蔓延我全身
让所有人无法为我祷告
唯主耶稣的慈悲怜悯我


1.

亲爱的林:


上海一别后,已是四年光阴飞逝而过。我在重庆不曾听到你的消息,不知道你现在何处,是否安好?我们之间有许多矛盾,但我仍要送上我的祝福。林,我真诚地祝愿你在工作上一切顺利,身体康健。


这不过是一封留存在我心里,永远也不能书写纸上、寄送到你手的信件。真不知该如何称呼你,叫哪个名字都觉得不对。叫名太过亲昵因为我首先当你是师父、是长官,叫姓尚算庄重所以我只叫你林。林,我现在已抛弃名姓,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新的人,便是此刻,咱们俩走到大街上擦身而过,你怕是已经认不出我了。这多少让我有些难过。不大想要承认,可是我们之间是有许多默契的,再怎么伪装我还是能在人群里边一眼就认出你来,我相信你对我也是一样的。沈长官对我们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培训。他是个书生模样的教官很有教养,不像青训班里的长官,喜欢用压迫来让人服从。他告诉我们:他是来帮我们的,因为人的身体和情感都是有惯性的,要剔除它,就像蝉蜕壳一样。把壳留在家里,变成一阵风轻身飞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你让我回到重庆去实在是个昏招,那里不适合我这样的人。我是一个执行任务的工具,你叫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和那些口蜜腹剑的人精做同事、打交道,那怎么能行呢?这次的行动是经过筛选的,我知道我被推选上是因为我是一个办公室斗争的失败者,当然我内心是很乐意去的。这是一份最最适合我的工作。可是林,我小看这里了。不要嘲笑我,如果你设身处地你不一定比我做得更好。


咱们习惯披着一个面具,伪装成别人的样子,可是装得再像,始终都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此时你是明白我的苦恼的。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实在是个无药可救的病人,习惯于腐朽而衰败的昨日,恐惧于充满纯洁热情以及一切鲜活事物的明天。陕北是干燥的,配合着这里昂奋的革命热情,永不疲倦地挤干掉人身上任何湿润的东西,每一丝、每一毫,直到把人变成一个黢黑皴裂的柴火,再投身熔炉变成一道火苗。林,我不是一个女人了,我现在是一根柴火,等我燃尽,在一片黑灰之中,你再也找不到我。我的灵魂也会在黄土地上飘忽,直到风干成沙。


就说现在,我的视力损害得很严重,学校里没有拉电灯,我们全都是点蜡烛,天黑了以后几个老师凑在一盏烛灯下看东西,这样就能省下灯烛看得更久一些。我除了要备课,批改作业,还要做些针线活,给自己、给孩子,所以总是弄到很晚。嘿,我现在变成一个老妈子啦。上个月我终于没办法,托人从延安给我捎来一副眼镜,镜片的度数有些深,所以我时常看一会儿就要摘下来缓和下头昏的症状,索性用久了我的眼睛就习惯了。孩子们都是很可爱的,虽然父母不在身边可是都很懂事,他们让我的生活不是那样的难以忍受。我多希望他们能够安全、快乐地长大,不要再被炮弹轰炸了……但是还是经常有让人心痛的事情发生,我身边围绕着一群最天真最可爱的人,可是死亡却从未远离我。


我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你还好吗?


我现在会唱信天游了。想要唱给你听。




无名氏
1945年1月写于白家坪


2.

日期:1946年5月12日
内容:关于“红烛”的第三次记录 


罗秘书小心地在文件上顿下最后一道笔画,合上钢笔笔盖,朝着新鲜的墨汁吹了口气,听到卫兵打开铁门的声响,随意地转动眼珠,瞥了一眼在一盏顶灯下正襟危坐的受审人。军统的监牢常年阴湿返潮,总有着似有若无的水滴声啪嗒啪嗒在耳边萦绕,这个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让人心生焦虑以致夜不能寐,你偏又找不到声音的来源,只能干听着回声一波刚去一波又来。这算是审讯上的一种心理战术,在他看来聊胜于无吧,这帮人最喜欢搞些装神弄鬼暗算人的手段。


“红烛,大致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今天我们来聊聊细节。”罗秘书抬头,经过前两次的审问,他已能大致摸清对方的谈话策略,面对那张空白的脸不再像之前那样无奈 ,对付这样的老手心理战术甚至肉体惩罚都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核对细节。事无巨细地核对一切,用逻辑来追踪,用信息差来寻找突破口。“你在延安用的化名?”


“是。那时候我叫高雀。”


“高雀?为什么。因为行动叫‘黄雀计划’?”


“因为我39年在西南联大读师范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有师范的背景所以到延安当老师是名正言顺的。这也是上边一早就安排好的。”


“你在那边读了几年?那儿的左倾思想很严重啊。可是资料上说你40年就在上海参加任务了。”


“我同年二月插班进去读了一年,也是做监视任务。”


罗秘书等了半天也没到后续,抬头看向对面。


“罗长官,这些资料里都写的很清楚的东西,没必要再问我了。”


听到这话罗秘书笑得和蔼:“好。那就谈点资料里没有的。还是聊西南联大……就聊杨树。”看对面仍旧平静,又故作惊讶道,“咦?你不好奇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人?你们是大学同学吧。”


“不算同学。他是学法律的,有时候躲空袭会遇到,他知道我,我和他并不熟悉。是延安保卫科的人主动去找他,他才能给我做担保和证明。”


“接触下来你觉得他是我们的人吗?”罗秘书托着下巴眯眼看向对面,得到否定答案后终于拍了拍手,像是教授面对一个终于开悟的愚钝学生,指尖重重地点着身前的文件,“我们安排的根本不是这个杨树。可以说你从进到延安开始的第一步就失控了……你也知道,我压根就不是你们系统的人,外人介入清查就说明你们内部的问题很严重。”


罗秘书紧紧盯着对面,瞪大的眼睛里满是血丝,眉毛高挑着像两张弯弓,张着嘴一字一句地念道:“潜伏到延安的特工,73个人,名单被人偷了。现在活着的就剩你,还有隔壁那位。你和佛龛有没有被策反,这是我们甄别的主要方向。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还有你猜到什么,完完整整说给我听。”说罢拔开笔盖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等了半天他才等来一句“不好意思,有些绝密情报我需要先请示戴局长。”


哎。罗秘书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戴局长已经去世了,3月份的事情。你情况特殊不知道这个事儿也不奇怪,我是国防部直接指派的调查专员,绝对可靠。黄雀计划,还有其他直属最高机密的特工行动……其中,就包括了大概已经被你猜出来身份的‘影子’同志,我都知道。就咱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你敞开了说。”


……


“我给你起个头吧。‘影子’不在那份名单里,所以祂还在继续蛰伏,祂的事咱们心照不宣,不作细谈。现在你和我说说你的老同事——佛龛吧。哦,还有那个……”罗秘书低头扫了眼资料,“还有那个陈新城。”


3.

1944年9月


“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莹莹的彩——生下一个蓝花花呀——实是爱死人”


驴车晃晃悠悠驶过羊肠小道,正是万物成熟的季节,包着白羊肚子手巾的老乡熟练地赶着车,瞧见远方弯腰割麦的婆姨,扭头问同坐在车架上的李大为,“后生,额唱的可好听?”得到傻小子的认可,便又扯着嗓子唱得更加高亢、热情,歌声飘过金色的麦浪,一直飘到他等待的女子心里。


“你笑啥?”老乡瞪着捂嘴偷笑的年轻人,“额还是光棍一条,咋就不能唱嘛。”


李大为正要接话,身后板车上传来一阵痛苦的咳嗽声,连忙收起笑容回头叫道:“首长你咋了,要喝水吗?”说罢手忙脚乱地就去解挂在腰间的行军水壶,“宝姐姐,你帮我看看首长。”


高雀连忙去推李大为叫他不要说话了,也不去接前边递过来的水壶。一个面部上缠着绷带的军官紧挨着她躺在板车上,胸口和胳膊都有枪伤,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战场拉回来的。这人被包得看不清面容,可声带和耳朵显然好使得很,脾气一点就着,一路上对着李大为恶声恶气。


“我不是首长,我说了多少次了你别叫我首长!”男人听起来又窘又怒,所幸没人能看到他难堪的面色。


“可是我是你的特派警卫员啊!你在我这就是首长啊。”李大为挠了挠头,笑嘻嘻。


“你……你!那你现在开始闭嘴!”


高雀不动声色扯开男人的外衣,看了看他胸口包扎的伤口确定没有破裂,便索性不再扭头去看一望无尽的黄土高原,她早前还会出声作和事佬宽慰一二,可发现半点作用不起,现在也只当听不见一个人静静出神。


“宝姐姐。”


没安静一会儿,前边的李大为又装模作样地压低声音唤着她。


“大为,你也别这么叫我了。咱们都是大人了。”高雀叹了口气有些不自在,低头理了理鬓角,她在出发前把头发剪成了齐耳短发,总觉发梢刺着皮肤忍不住抬手去摸,“你老这么叫,像个贾宝玉似的。”


“贾宝玉是谁?”李大为才说完就听到躺着的首长冷哼了一声,回头看了看两人,“可咱们从小一直都这么叫啊。我以前还一直以为你姓宝呢。”


高雀听这傻话捂嘴轻笑起来,李大为也跟着笑。两人相视笑了一会儿,高雀还是抿了抿唇柔声解释:“那是我的小名,咱们长大就不能这么乱叫了,你叫我高姐姐或者直接叫我高雀都行。”


“那也太生分了。就叫姐姐吧。姐姐,你后来去哪儿啦?我北平城都找遍了都没找到你。”


“我表舅后来找到我了,我就跟着他到四川去了。他对我不错送我上学,我还去读了大学。”高雀瞟了眼专注赶车的老乡,又去看身前歪着身子侧躺着的军官,确保自己的每一句话都会被人听到,“不过才读了一年,就被抓回去结婚了。”


“啊——”李大为惊叫,“那你岂不是离家出走!那我——”


“所以谢谢你啊大为,帮助我逃离封建主义的包办婚姻,现在我要到赤都去过真正的人生了。”高雀却是亲切地拍了拍男孩的肩膀,“你不为我高兴吗?”


前方的李大为嗫嚅着说出“高兴”二字,高雀微笑着看着男孩不安的背影,敏锐感受到身旁男人的审视,等了一会儿也没等来更近一步的反问。三人都不再出声,只默默听着老乡重新唱起的信天游。


到了延安境内,一行人被安排进特殊的寓所接受审查,高雀是外来人员流程不同,至此便和李大为他们分开。


“姐姐,你办完事儿了一定要来找我啊,你直接问他们就行了,他们知道我在哪个医院。”李大为嚷嚷着,指着办事处的人,转身正好撞见身后一个严肃干练的女领导,下意识立正敬了个礼叫着首长好。那女领导回了个礼,没再搭理李大为,走上前来打量了一番文文静静理着干净短发、穿着一身长裙的高雀,又看了看她手里拎的褐色小皮箱。


“你好,我是延安保卫科的,我叫韩冰。”韩冰盯着高雀的眼睛,面上挂着礼貌的微笑,伸出手。


高雀伸手握了握。但是对方并没有收回手臂,似乎斟酌了下自己措辞,接着说道:


“我们需要检查你的皮包。这是例行检查,请配合。”


高雀在接待所几乎呆了一个月,这比她预想的多了许多日子。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此刻是彻底的孤立无援,她能做的就是老实呆在被允许呆的地方,回答一切要求回答的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了正在总部搞政治宣传的杨树。杨树走后第三天,一个名叫冯剑的清瘦的年轻男子敲响了程宝绮的房门,自称是延安保小的老师。